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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的出走

by 芥末开门 2020

今天满眼都是张爱玲。
凑热闹聊几句。
过去除了张迷，大众对张骂和揶揄的多，因为没有福寿双全子孙满堂嘛，没有获得中国式的成功。
今年怎么一改口风，几乎是清一色夸起来，夸她跑得快。
张爱玲向来不关心政治，自称不看报，看报只看影讯，明星花边新闻，以及在各种启事、讣告中给小说角色找恰当的名字。
她对时局判断准确，完全是因为洞悉人性，而且是通过窄窗洞悉人性：家庭、男女关系。
凡是超出人性的口号、漂亮话，张爱玲都本能的选择不信。
上中学的时候，她在报纸上看到“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，要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”（此处指国民党！国民党！国民党！）
张当下就想：我日子还过得去，完全是因为碰巧投胎在官二代家。跟国家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我碰巧生为捡煤核的街童，国家又能为我做什么？
后来又说：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普遍宗教，我不信教。
孙中山提出军政、训政、宪政三个阶段。
对此，张爱玲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。人怎么可能把手里的权力主动交出去？
一个年轻女孩子根据什么做出判断呢？
张说：看我爸和我后妈就知道了。家的统治者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国。
胡兰成兴致勃勃的讲汪伪政权的政治理想，张意兴索然，觉得不过是新瓶装旧酒，把过去文人士大夫理想中的桃花源又包装了一遍，陈旧且不现实。
胡的腔调，估计跟张家亲戚，各路遗老遗少差不多，张从小听她爹背古书，耳熟能详，这套东西忽悠不了她。
对于左派思想，张早就听过，也觉得不可能。她说，如果教育、医疗之类领域能实现公有化，各取所需，那当然好，但是，假如为了所谓理想、高远目标而交出自由，“势必久假而不归”，也就是要不回来了。
后来的发展尽在张的预测之中。
解放后张被叫去开文艺界的座谈会。张一向奇装异服，不管别人的眼光，更不管别人的评价。此时却敏感的找出一件最朴素的蓝布旗袍，套上一件白毛衣，到了会场一看，除她以外，所有人都穿中山装。尽管缩在最后一排，她依然是全场最触目的一个。
为了写小说里的场景，张参加了个旅游团去杭州西湖。行程中安排了一顿特色“螃蟹面”，张一向喜欢宽汤窄面，于是只喝干了面汤，面条原封不动的剩下。马上有人为之侧目，而张立即敏锐的意识到了这目光的审视意味。
张也曾去看过解放后的工艺展览，看到各种宣传式的作品，包括用彩线绣成的巨幅肖像，在张看来，像个腮部下垂的老太太。
其实在尘埃尚未落定之前，张就已经开始谋划出走，宅在家里把作品翻译成英文，盲目的往外投稿，希望能赤手空拳的打出一条路，走得更踏实。
可惜，她的作品，太不符合洋人想象中的东方风情。
一直没有得到回音。
到后来她申请回母校香港大学继续深造，才得以离开，毕竟她是当年的著名学霸，得过“老师从来没有给过”的高分。
当年张已经30出头，靠写作为生，早已无心上学，尽管前途茫茫，还是毅然决定走了再说。
她觉得这种魄力是受母亲影响，那个满世界流浪的“吉普赛人”，称自己就像海员的孩子，遇到问题就想出到海上。
张是个天生的个人主义者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，自带反权威功能。
她曾说很喜欢自己四岁时的照片，喜欢自己那时“怀疑一切”的眼神。
很小时家里请了老先生教古文，按着她对孔夫子像下跪磕头，她马上在心里起了反感：为什么要给画上的老头子磕头？
后来，在那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里，张马上发觉自己的怀疑和叛逆根本没有立足之地，和大环境冲突太甚，到了无法呼吸的程度，不走不行。
至于那些能走不走的，回来的，不是历史偶然，或者误判形势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向往集体主义，相信大一统，崇拜强大的权力，迷醉于宏大叙事和秀肌肉式的审美。
走或留，说到底是价值观的不同。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，没什么可委屈的。
张看人，极其透彻，且从来平视，没有仰视，这让她看得更真切。
惟一崇拜过的人是母亲，然而也并不盲目。
童年时母亲讲自己怎么怕被张的外婆骂，只有几岁的张马上反感：为什么要这样怕一个人？哪怕是自己的母亲？
后来，黄逸梵和张爱玲母女二人被迫共同生活，张十几岁就看穿了母亲的局限性，惟一的偶像破裂，从此眼光更加犀利。
战时，张的上海亲戚们常常议论，内地风气好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健康向上。她发现他们只管口嗨，却并不到内地去生活。这是大人的口是心非。
父亲和后母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教训张爱玲，包括暴打、禁闭，张从来不信他们的教育，看穿他们不过是不想为她花钱，加上对张母的嫉恨。
每个人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张几乎都可以敏锐的捕捉到其中暗含的真实意图，那些小动作、那些漂亮话背后的潜意识，逃不过张氏雷达的扫描解析。
这种“特异功能”反应在张的作品中，就是各种微妙准确的人性刻画。
张最擅长写反高潮。
就是人挣扎着生存、挣扎着向上爬时，暴露出来的无力、可笑、可悲和癫狂。
张的作品尖锐，但不刻薄。
因为她可以理解。
“
是人都脏”，她说。
当时国人的生活脏乱差，但张乐于在脏乱差之中发现有趣有生命力的东西，并且为之欣喜不已。
脏，是艺术家的灵感来源，也是艺术化的审美方式。
王朔也说过：幺蛾子都是垃圾堆里飞出来的，光滑洁净的铝坑一无所有，只有空虚。
张爱玲说，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上面爬满虱子。
她的作品，几乎始终围绕着这个主题，这个基调。
张的出身，可以算是所谓上流社会，但她从来不以此为傲，而是像个打入敌人内部的细作，细细描写遗老遗少、小姐太太们袍上的虱子。为此不受亲戚待见。
一个亲戚曾骂张爱玲，怎么不宣传宣传家里的好事，净挑尴尬事写？
可见张如果不走，会多么不合时宜。
张说她曾经喜欢过萧伯纳，但后来嫌他浅薄。但承认拜萧伯纳所赐，自己脑子里没有“圣牛”之类的东西。
也就是说，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，一切都可以怀疑，可以讽刺，可以观察，可以否定。
张说有些事她暂时想不明白，宁愿先放在那里，而不是接受一个未来的既有判断。
这么一个人，要塞给她一个权威太难了。
张从小上教会学校，要听神父讲经，要做礼拜。
神父是洋人，一个学了一嘴苏州话，一个是地道的山东方言，张每次听布道，都“笑得眼泪直往肚子里流”。
天堂吸引不了张爱玲。
她觉得上了天堂还要听布道听永恒的福音太过无聊，在学校里听了这么多年还不够？
至于中国的地狱，张爱玲童年时就已经看透了，这像个山寨恐怖版的游乐园，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进行，也没什么想象力。
她的理想，是可以无穷无尽的投胎，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杂乱无章、不尽如人意的生活，这里面有她的趣味在，当然，最好某一次投胎，她能成为一个年轻貌美有钱的人，虽然自己也知道不可能，因为太完美了，不会是真的。
这样一个作家，根系扎在土地最深层，恋恋红尘，百般趣味，竟然被解读成消极？！
大概在某些人眼里，描摹人性本来的样子不配叫积极，只有按照某种“正确”的意图塑造人物，宣传“正能量”，才叫积极吧？
至于张胡恋，基本相当于张爱玲空降艹粉。
胡是张的仰慕者，监狱里看到张的作品，惊为天人，又觉得爱玲这两个字过于女性化，也许是男性笔名，他决定出狱后就去拜访张，不管张是男是女，都一定要“把能发生的关系全都发生”！
张圈子很小，没谈过恋爱，突然有这么个铁粉送上门，而且那么崇拜她，颜值也不错尤其眼睛和侧脸，而且还是个文人，有共同语言，于是就纳了胡。
至于婚姻，张可有可无，她的爱情观，是不必有结果，不必到哪里去。
胡的文章非常做作，张喜欢他的时候说他学鲁迅学的非常像。不爱他之后看出他的文章有一种腔调，她不喜欢。
这方面张爱玲和顾城有点儿像，就是眼低手高，自己是一流天才，但看别人作品也不刻薄，虽然远不如自己，但还是多看可取之处。
至于胡的政治立场，在张看来只是个故事背景。
和人生趣味、儿女情长比起来，政治太短暂，太乏味了。
到美国之后，张与一美国编剧结合，此人是个左翼，仍然不合时宜。
张似乎从来不在乎时代大潮，常常逆潮流而动。
在民国穿清朝的大袍子。
在胜利游行那天逆着人流去探望战败隐匿的胡兰成。
那天她在公交车上遇到柯灵，柯灵用膝盖夹住她的腿调戏她，意思是“汉奸之妻人人可戏”。
她从他腿上尝到了老虎凳的气息。
在更大的胜利的人潮之中，张爱玲选择离开。
在广东与香港之间的界限，她和其他出走者拎着行李，在烈日下久久的等待。
这边穿着不合身军装的北方小战士看不过去，气愤愤的招呼他们：到这边来站着，这边有树荫。
出走者们一边客气的微笑，一边集体向另一边移动，生怕被拦回去。
张爱玲说，小时候母亲和姑姑从海外回来，给她讲国外的样子。
加拿大的路，路上没几个人，路两边的梧桐，整齐的房子。
她想，这样寂寞，怕是要发疯。
没想到她后来漂泊到了北美。倒是没有发疯，但是作品里华丽褪尽，剩下枝桠枯瘦的姿势。
作为一个人，张爱玲用出走维护了人身自由和创作自由。
作为一个艺术家，张爱玲是一颗被连根拔起的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