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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辞
献给S.A①
我爱你，所以我才领此波涛人马在手中，
以星辰书写我志在天空，
誓为你争自由：那七柱之宝屋，
当我到临，
你的明眸也将为我晶莹泪涌。

死神沿路对我唯唯诺诺，直到目标就在前头
并看到你在鹄候：
你展颜微笑，令他伤心嫉妒不再对我称臣俯首
并欺前将你掳走：
囚入他死寂的冥幽。

爱，旅途疲惫，摸索着寻你的躯壳，
这是我们的报酬，只有片刻，
在大地以柔软的手对你的形貌探索、
盲目的蛆也借着你的骸体长胖之前，
暂时是我们的。

人们祈求我将我们的成果，那座神圣的华宅，
当作对你的缅怀。
但我将它拆碎，重建适合你的纪念堂，尚未完成：现在
那些卑琐的东西爬出来
在你的礼物残缺不全的影子中，
替他们自己拼凑陋室。

①据Jeremy Wilson，指Dahoum，即Ahmed。
导读
导读
詹宏志
“人皆有梦，但多寡不同。夜间做梦的人，日间醒来发现心灵尘灰深处所梦不过是虚华一场；但日间做梦的人则是危险人物，因为他们睁着眼行其所梦，甚至使之可能。而我就是如此。”
——阿拉伯的劳伦斯，《智慧七柱》
战争改变了学者
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战爆发时，出身牛津大学的汤玛士•爱德华•劳伦斯（T.E.Lawrence，一八八八-一九三五）刚刚才二十六岁。
按照他更年轻时的发展轨迹，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位杰出的考古学者；当时，他已经是个旅行老手，足迹踏遍叙利亚、巴勒斯坦等地，加上他的阿拉伯语流利，历史成绩优秀，古典基础深厚，并且有多年在中东实地考古发掘的经验，璀璨的学术前景几乎是可期待的。
但二十六岁以前的劳伦斯，对这样一个皓首穷经的“光明前程”，似乎是有一些犹豫和保留，一九一一年他曾在家书中写下：“我绝不会把精力耗费在写历史书、或当考古学家之类的垃圾，我宁愿去写小说，或者当个报纸的特派员。”他的内心似乎是有一种年轻的浪漫激情，不愿人生一早就埋头于旧纸堆中，他更情愿找到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涯（小说家或记者，代表的就是不愿和既定轨迹妥协的替代品），这种内心挣扎的力量正汲汲于找到一条出路。突然之间，战争爆发，一条全新的路找上了他。
他没有成为学者，也没成为记者，他成了一名战士，一位带领沙漠部落乌合组成的游击队的领导人，他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历史，也改变了世人对阿拉伯民族的了解与想像。
这就是“阿拉伯的劳伦斯”（Lawrence of Arabia）的传奇故事；而这其中，劳伦斯又留有一本奇书可供世人回味（劳伦斯当然不是一般粗鲁不文的游击队领袖，世上有哪些游击队首领能写出这样文采绝伦、充满诗人情怀的书，又能翻译荷马的古希腊史诗？），但这样的历史浪漫恐怕是世界“现代化”以前的奇缘，如今已经是不可复得了。
在战争历史上，这位斯文矮小的牛津毕业生是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；当代战略专家贝文•亚历山大（Bevin Alexander）就把劳伦斯拿来与汉尼拔、拿破仑、古德林、毛泽东、隆美尔等人并列，认为是战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。劳伦斯的军事贡献在哪里？主要在游击战的理论发明与行动实践。他首先创造了一种利用沙漠的特性，让阿拉伯部落军神出鬼没于自然地形掩护之中，却让设备精良的正规军无计可施（正规部队没有能力进入无法补给的沙漠），用几千个人牵制了数万土耳其军队于阿拉伯半岛（连带地也牵制了土耳其对盟国德军的支援），最后不得不全盘退出，堪称是战史上耗费代价最小、收效最大的游击战略应用，是一场“劳伦斯式”最聪明的战争。
旅行成就了战事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劳伦斯放下已经进行了几年在卡契米希（Carchemish）的考古工作，回到英国自愿从军；但当时自愿入伍的爱国青年太多，身高太矮的劳伦斯根本排不上队伍，后来土耳其参战，成为德军的盟国，英国军方觉得劳伦斯等人对中东的了解也许有助于情报战，因而接受他从军。一开始，他牛刀小试地一个人写出一份厚达一百九十页精彩的《对西奈半岛之军事报告》来（这份报告现在还保存在英国国防部档案中），随后又把他派到对土耳其作战的总部开罗去，一场惊天动地的沙漠史诗才就此展开。
这一场大行动基于英军的一个理论，认为必须守住苏伊士运河才能防止德军的势力危及印度（英国殖民地与重要的补给来源）；守住苏伊士运河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化守为攻，主动出击德国的盟军土耳其，而打击土耳其的一个成本较低的方法，是发动蠢蠢欲动的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，以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方式形成对敌盟的骚扰与压力。劳伦斯也是此一理论的热诚推销者兼规划者。早期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：“我要联合各地区之势力，以胡笙的名义由汉志地区发动暴动，直到席卷整个叙利亚。你也知道胡笙在叙利亚德高望重，我们与他组成联合阵线，提供他一切所需。我想纽坎贝和我将到康菲达，当伊德里斯的军师。如果伊德里斯的表现不负众望，则可长驱直入大马士革。”可见劳伦斯后来在阿拉伯沙漠轰轰烈烈的行动，早就是他成竹在胸的计划。
劳伦斯后来如愿以偿，被英国政府派往阿拉伯半岛，联络并策动阿拉伯人起来对抗土耳其统治。但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各拥其主，互不听令；他们并不是现代化的国家或军队，面对的也不是现代化的“环境”（大自然，尤其是沙漠，还支配着生活其上的人群）。劳伦斯来到这样一个环境，面对这样一群独特的民族与文化，尽管是一场军事行动，关键却是一段又一段克服自然环境的“旅行”；而劳伦斯呕心沥血、震惊世界的著作《智慧七柱》（Seven Pillars of Wis-dom，一九二六）记录的正是他这一段沙漠战争回忆，它当然是战史的经典，但更是冒险与旅行的不朽经典。
《智慧七柱》篇幅不小，英文原书近七百页，译成中文更厚达千页，但这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，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来说：“它跻身于英语文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中，在战争与冒险的描述上，无人能超越。”事实上，劳伦斯的《智慧七柱》是旅行经典中罕见的冒险行动与文学技艺同样伟大的作品。从行动来说，劳伦斯曾率五十人，带六周之粮，穿越世人认为不可能穿越的内夫德沙漠（Nefud）,那一路上是烈日晒炙而毫无水源的地形，路途备极艰辛，没有人相信他真的能完成不可思议的沙漠行军，来到了阿拉伯北部的席勒汉河谷（Wadi Sirhan）；在那里，他结识了北方部落酋长奥达•阿布•塔伊（Auda Abu Tayi），借奥达的声望募得五千士兵。虽然这个部队武器落后，火药粮食两缺，但越过沙漠、俯攻海岸的阿卡巴港（Akaba）是土耳其军队不能想像的事，所有碉堡大炮都面向大海，根本无法对抗来自背后山头的天降神兵。不管从战役，或从旅行，这场大行动都是经典。因为旅行在这里就是战争，越过沙漠就赢得战争，战胜自然就战胜敌人。
《智慧七柱》记录了这些沙漠抗暴军的故事与行动，又记录了劳伦斯个人的思索与心境。在文学上，它既是记录的，也是反省的；既是史学，也是文学；既是英雄行径，也是诗人情怀。如果旅行文学能有令人振奋的作品，《智慧七柱》当然是不可或缺。